這篇書評〈正義的歧視？ ── 在《信》之後〉寫作於97年5月中旬，
是系上選修【大眾文學】的期末報告。
由於文中引述許多《信》的故事對白及情節發展，
尚未閱讀過這篇小說者一旦看到評論就有被「雷」的危險，
所以建議沒看過東野圭吾《信》的讀者不要進入以下評論，
如此才能完整享受閱讀偵探小說的樂趣。
我個人頗為推崇東野圭吾的文筆，
乾淨俐落、充滿戲劇性的懸疑效果，
不論是《惡意》或《信》，
皆展露出作者對於社會現象細膩的觀察與關懷，
也才能將人性刻劃得如此真實鮮明。
「歧視啊，是理所當然的。」平野社長平靜地說。
－東野圭吾《信》，頁282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換言之，不論出身為何、教育水平是優是劣，法律都會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然而，白紙黑字的法條訂立，
與真實社會中眾人親自體會的感受及表現是無法劃上等號的。
即使是最服膺於民主制度、講求眾生平等的美國，
至今仍舊無法徹底破除種族歧視的問題。
一八六五年南北戰爭結束後，
雖然法律明文規定廢除黑人奴隸制度，
然而美國境內的種族衝突與鬥爭仍然層出不窮，
黑人與白人之間的新仇舊怨，很難在短時間之內輕易解決，
有待時間弭平彼此曾經憤懣怨懟的傷痕。
種族歧視只是眾多不平等中的一例，
其他諸如資本主義與經濟掛帥的強國對邊陲地區進行剝削、
男性主權的優勢、極權共產國家蔑視人民權益等情形，在此不多贅述。
由此可見，「歧視」雖然不被法律允許，
然而私底下人與人之間，
其實很難做到純粹以理性觀點，公平客觀地面對價值的判斷。
東野圭吾的《信》，便是探討人類為了保護自己，
下意識地歧視那些對我們而言，太過親近便會惹上麻煩的人物。
即使我們的良知道德在心底有意無意地提醒著：
「怎麼可以歧視他呢？這又不是他犯下的錯誤，他是無辜的啊。」
然而，你還是無法敞開心胸，就像從不知道這件事時一樣地面對他。
縱使知道這不是對方的錯，
但保持適當距離還是對自己比較安全，
無需擔心捲進莫名其妙的流言蜚語和指指點點。
書中的主角武島直貴，
縱使試圖藉由自己的奮發向上，來改變別人眼中「殺人犯弟弟」的恐懼和懷疑，
然而背負這樣的罪名實在是太沈重了，
讓他從不斷的挫折與失望中，對自己唯一的親人感到無可奈何的怨恨。
然而，殺人犯真的就是十惡不赦、心狠手辣、冷血無情的壞人嗎？
書中第一段，便破題指出兇手武島剛志並非蓄意謀殺，
他為了籌措弟弟上大學的費用，
因此決定當小偷闖空門，並且盡量避開屋主在家的時間行竊。
原先早已將一大把鈔票握在手中、不會撞見屋主的剛志，
卻因為看到桌上擺著一袋弟弟喜歡吃的糖炒栗子而停下腳步，
並且坐在屋主的沙發上看了一會兒電視，感受那種自己從未擁有過的幸福。
豈知屋主並沒有如剛志預期般離開家門，一看見陌生男子便驚慌地大叫，
剛志情急之下便失手把年邁的老太太殺害了。
站在法律的角度，任何剝奪別人權益的行為，都必須負擔應有的懲罰，
其中又以「剝奪他人生命權」為最重刑責。
一旦失去生命，其他所有的附屬權益都被犧牲。
以武島剛志的犯罪動機而言，
雖然其情有可憫之處，然而對於被害者及其親屬是否公平？
對於殺人犯親屬又會造成多大的衝擊？
這不僅是被害者家庭的悲劇，也是殺人犯家庭的悲劇。
「您的意思是，如果對別人的歧視感到氣憤，就恨我哥哥是嗎？」
「你要不要恨你哥哥，是你的自由。
我只是想說，你恨我們實在說不過去。
如果用更殘忍一點的說法，我們必須歧視你。
這麼做是為了讓所有罪犯知道自己犯罪會使家人連帶受苦。」
－東野圭吾《信》，頁284
兇殺案一出現，必定會造成被害者家屬心靈上的重大衝擊。
然而，對於殺人犯親屬而言，又是何等程度的折磨？
「歧視」。
台灣目前的社會新聞中，兇殺案不在少數。
然而往往我們只看見被害者親屬的歇斯底里和柔腸寸斷，
卻鮮少關注殺人犯親屬漫長難熬的心理歷程。
比較常見的是，
我們會看見年歲甚高的殺人犯父母，親自前往被害者靈堂致意，
有時情緒激動的被害者家屬甚至會毆打、傷害殺人犯親屬，
藉此宣洩內心沈痛的哀傷與痛苦。
然而，身、心皆受到嚴重打擊的，又何嘗只是被害者親屬呢？
雖然「歧視」是如此地讓人難受，
但如果「歧視」的存在，能讓下一個有殺人動機的「準」殺人犯心生警惕，
又何嘗不是讓社會變得較為和諧的方式？
「歧視」，對殺人犯親屬是不公平的，因為他並沒有犯下任何的錯誤，
而這樣的不公平，這樣的屈辱，卻得由他全盤接受，
而且無法逃離如此坎坷的命運；
然而，「歧視」的出現，卻是理所當然的－
不公平，卻無法避免。
「那，像我這種親人是罪犯的人，該怎麼辦才好呢？」
「我只能說，沒辦法。」
－東野圭吾《信》，頁282
「沒辦法」，揭示出即使面對這樣的處境，你只能調整自己的心態，
而光憑憤恨別人的「歧視」和「不平等」，是無法解決任何問題的。
這樣的論調似乎有些消極，
但有時候選擇「勇於面對一切」，並不如「徹底拋棄過去」來得有幫助。
揮別過去，也不全然代表逃避，而是一場嶄新的開始。
殺人，真的只是「個人做事個人扛」嗎？
或許，除了法官判下的刑期，
還包括輿論壓力和造成家人難以抹滅的傷害。
然而，不論對被害者或殺人犯親屬而言，
是否能藉由時間流逝，逐漸撫平內心的傷痕？
而立場不同、一樣受傷的兩方，又希望這個痛能被記得亦或遺忘？
書中提及剛志在犯案之後，內心一直感到十分後悔，
甚至不曾間斷地同時寫信給受害者家屬表示由衷的歉意，
並且提醒弟弟要去受害者家屬的靈前上香致意。
然而，寫信這樣的動作，真的會讓受害者家屬感到比較釋懷嗎？
亦或這不過就是殺人犯的內心救贖？
同樣地，不斷接到毀壞自己前途的哥哥的來信，
對於一直想忘記這件事的直貴而言，又是多麼複雜痛苦的情感糾結？
「我想，放下吧。一切就到此為止吧。」
「緒方先生……」
「我們都痛苦太久了。」
－東野圭吾《信》，頁360
對於受害者和殺人犯親屬而言，這件事無非是痛苦的。
每當夜深人靜亦或睹物思人時，
內心的澎湃和撞擊，總是揪著心好疼、好疼。
然而，真的能讓殺人犯輕易「忘記」這件事嗎？
這應該是被害者家屬最難調適的心理矛盾。
看著對方不斷寄來的信件上，
寫著「深感懺悔，請求原諒」的千篇一律，
內心總覺得不太舒服：
「憑什麼我要原諒你？難道你犯下這樣的錯誤，可以那麼隨便就被原諒嗎？」
然而一旦對方開始過著新的生活，臉上流露出一絲的期待和欣喜，
又會感到莫名的焦躁和憤怒：
「你怎麼可以如此若無其事？我們失去摯愛的痛，直到今天還無法消除，
難道你已經沒有任何的感覺了嗎？」
既不想得知對方的消息，又不願對方毫無反應。
這何嘗只是殺人犯漫長的煎熬呢？
對於被害者家屬而言，遺忘或記得，都是生命不可承受之痛。
而身為殺人犯家屬的直貴，
由於始終無法擺脫外界有色的眼光和歧視，
因此決定要與哥哥剛志徹底劃清界線，
唯有斷絕彼此的往來，才能保護自己、保護家人。
儘管一路走來顛簸不斷，背負著「殺人犯弟弟」的包袱，
迫使他必須犧牲熱愛唱歌的理想、與自己心愛的女人分離，
直貴仍舊割捨不了他和哥哥之間的血脈之情。
從原先的積極回信、漸漸地減少通信次數，
到後來甚至連閱讀哥哥的來信也不願意。
對直貴而言，面對哥哥的存在，
反而變成了「讓自己過著平靜安穩的生活」的障礙。
他不能擁有一般人的幸福，也不能讓家人免於輿論壓力的種種衝擊。
不是他太過殘忍，而是唯有和哥哥保持距離，
才能給予自己和家人一個沒有痛苦、沒有衝突的生活。
因此，他只能選擇「遺忘」。
在選擇保護自己和家人的那刻，也同時切斷了手足之情的延續。
對直貴而言，遺忘過去代表新的希望。
雖然難受，但是這樣的取捨是值得的。
他，只能遺忘。
此外，本書亦提及對「生命自主權」的批判與省思。
我們沒有權利決定對方的生死，
倘若因為個人利益而強取他人性命來達成目的，
不論站在道德立場或法律角度，都是不被接受的。
就算是搶救性命的外科醫生，
也無法只憑自己的專業判斷，妄自決定是否結束病人的生命。
目前台灣的醫療體制中，安樂死尚未合法化。
換言之，
就算病患已經成為毫無可能恢復意識的植物人，
家屬也沒有權利為病患決定拔管，
除非病患在有意識的時候，
事先簽署放棄生命搶救的手術證明書，為自己的生命做出選擇。
由此可見，企圖為對方的生命做主，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
就算是處於道德立場考量，恐怕也會引發不少的爭議與論戰。
那麼，為自己的生命做出選擇，是否合理？
一般而言，「自殺」通常很難被社會諒解，
因為殘害自己的性命，
本質上就與我們從小到大所接受的倫理規範與價值體系相互違背。
就算自殺者傷害自己的原因，在於深受生理疾病所苦（諸如癌症、憂鬱症、愛滋病等），
「自殺」還是很難被合理化，甚至鮮少受到「同理」。
為什麼要自殺呢？
是不是症狀一旦發作，他連控制自己的能力都完全喪失？
我們不需要認同自殺這項行為，
但是倘若不能試著將心比心、同理對方當時所處的困境與感受，
就一味地對他的自殘嗤之以鼻，
甚至只用粗淺的「草莓族」、「吃不了苦」、「沒有抗壓性」等理由概括之，
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然而，對於犯下重罪的兇手而言，究竟什麼樣的刑罰才算是「足夠」的懲罰？
這就牽扯到死刑的存廢與否等複雜的問題了。
事實上，
討論犯人比較害怕死刑，還是害怕一生受到無期徒刑的折磨，是沒有意義的。
每個人對於死亡的感受不一，就如同「因材施教」，
最好的處罰方式，就是按照每個人對不同刑責的畏懼程度施行懲罰，
然而這在現行的監獄制度下不容易實行。
我們能接受法律判決犯人死刑，因為這是他犯罪應得的懲罰；
然而，
獄監同時也竭盡所能防止犯人自殺，因為他沒有決定自己是生是死的權利。
社會案件中，不乏重刑犯獄中自殺的例子。
或許對許多人而言，他們的自我了斷，反而能讓市井小民感到安心。
縱使逐漸出現輔導更生人的社會機構，
然而一般人對於重返社會的這類族群，仍然心生警戒，甚至不由得感到害怕。
也有人認為，重刑犯自殺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他所受的懲罰就是在獄中不斷地勞動，過著暗無天日、自由受限的生活，
然而他竟然這麼輕易地擺脫這些應盡的處罰，
不願面對自己的錯誤而選擇消極逃避。
我們對自己的生命，真的有自我決定的權利嗎？
而對於一般大眾和受害者家屬而言，殺人犯是否有繼續活著的價值？
重刑犯之所以存在，是為了彌補他所犯下的罪，
亦或只是浪費國家資源的無謂之舉？
或許，我們想藉由死刑的實施，
讓世人知道「犯罪就有如此的下場」，以便達到警醒告誡的目的；
換言之，透過死刑，
使人民「記得」不要輕易觸犯法律，「記得」好好做人的真諦。
相對地，我們藉由其他方式替代刑罰，
讓世人明瞭「就算一時走錯路，也有機會改邪歸正」，
發揮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再教育功能。
然而，我們同時也藉由這樣的方式，
使人民「忘記」曾經有過這麼狠心的兇手，
「忘記」憎恨與歧視那些曾經傷害我們的關係人。
藉由東野圭吾的《信》，
使我們得以看見「歧視」和「平等」之間的相互拉扯。
究竟社會賦予的「正義」，
能否從生活中落實，亦或不過只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
而書中所闡釋的「遺忘」和「記得」，
是否又能讓我們敞開閉塞的心胸，
試著慢慢放下成見，放下彼此糾纏多年的憾恨？
對於「死亡」和「存在」，
活著的人是否快樂，而亡者是否能帶著平靜安息？
倘若死亡意味著復仇的快感，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
生命習題的環環相扣，在本書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而對於人性的矛盾、情感的糾結，無不刻劃得入木三分。
這是東野圭吾的細膩，也是他對真實社會無聲的控訴和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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